租来的艺术掠过的乡村(2)
当然,“乡村”艺术现象的形成是有多重原因的,“赞助艺术”要素的变化只是其一,另一重要原因是美术馆外艺术系统的探索,这是与经济环境的外力同时起作用的内因。除了以上以国家战略转型所形成的“赞助艺术”因素的变化之外,还有两点艺术内部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众所周知,以架上为主的艺术一直得到以美协、画院及官办美术馆系统的“赞助”,展出地点以白盒子空间为主。即便是作为传统活动的“写生”也常常是“创作走向田野、作品回到展厅”的模式,以架上为主的传统艺术形式在体量和视觉冲击力上都已无法适应以乡村、田野的尺度和展示要求,包括事实上的田野和概念上的“田野”。第二,虽然以美术馆为核心的艺术系统一直在尝试打破美术馆的藩篱,但效果甚微,但艺术家已不满足于只在美术馆空间内举办展览,突破经验、打破藩篱成为艺术家突破自己艺术创作惯性的主要手段。除此之外,以展览策划、学术研究为主要工作的策展人也不再囿于常规的展览形式,而走向展览多样性的探索,不断拓宽展览的边界,一种以“实验项目”“替代(临时)空间”“在地性”为主的去美术馆体系已经产生,这一体系拒绝奉美术馆空间为唯一殿堂,而更注重临时、随机和不确定性,追求经验之外的探索与刺激。
即便是有着内外因艺术系统和“赞助艺术”的作用,我们还是难以回答“乡村”艺术到底有没有真正“介入”乡村,抑或只是“路过”。从艺术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来解读或许能找到原因。艺术介入乡村又被称为艺术乡建—“民国乡建三杰”(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称号的出现意味着“乡建”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话题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是在乡村中呈现艺术介入作用的一种实验,近十年来,2007 年许村计划、2008 年石节子美术馆、2011 年碧山计划、2012 年羊磴艺术合作社等都是艺术乡建的典型代表,它们有着艺术家(文化名人)发起、艺术介入、在地创作、底层人文等共同特征,艺术家们像候鸟般在乡村迁入迁出。艺术乡建除了有建筑、装置、展览等实体显现外,更注重艺术对当代底层人文的介入、互动与协作,是集去资本化、倡导乡村公共生活的一种探索。很明显,我们上文中提到的在非城市空间举办“双年展”“艺术节(展/季)”不具备艺术乡建的典型特征,而是艺术宣传的一种短暂需要。众所周知,不论是“美丽乡村”还是“特色小镇”都是需要长时间建设的工程,均无法在短期内形成有特点的品牌成绩,而这一劣势恰恰是“双年展”“艺术节(展/季)”的优势,短时间、大规模呈现高水准的艺术展览是城镇再好不过的宣传“良药”,一剂下去百病皆除。当然,并非所有的“乡村”“小镇”都是从无到有,很多文化环境已经成熟的“乡村”“小镇”也纷纷加入援引艺术的队伍之中,不仅有视觉艺术,文学、音乐、戏剧等与文化相关的活动都炙手可热。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归入到景区旅游升级范畴,在成熟景区的管理者那里,营造“天天都是节日”的氛围,让更多游客“回头”是他们的目标。
在很多大地“艺术节(艺术季)”中,我们都听到了来自日本的经验,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濑户内国际艺术节、札幌国际艺术节等案例的成功给中国的从业者们以巨大的信心。但无论如何,艺术并不是激活“乡村”的万能药,艺术作品的好坏—这一核心要义—是不容忽视的,在各类艺术节中,首先要考虑的是与艺术作品本身之间的关系,基于此,其他的诉求都会更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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